萧克，解放军中一位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曾投身于北伐战争及八一南昌起义的烽火之中，转战于井冈山与湘赣根据地。他历任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参谋长、师长、军长等职务。作为红军的指挥者，他率领部队参与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身经百战，屡受创伤，更亲身参与了伟大的长征之旅。
萧克将军革命生涯深厚，经历亦颇为丰富。共和国众多高级将领，无不与他同舟共济，并肩作战。彼此间相互了解，深知对方的性格与习性。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与两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共事数载，亲身经历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记忆过人，酷爱文学创作，晚年便以《萧克回忆录》为载体，记录下自己的故事与感慨。世人得以透过他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客观公正地审视彭德怀和林彪的功与过。
彭德怀智谋忠诚
萧克与彭德怀的相遇，始于1928年12月。彼时，彭德怀及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在成功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后，抵达井冈山与红四军实现了胜利会师。而萧克，身为红四军的营党代表，正身处井冈山的新城，正忙于组织战友们排练节目、搭建舞台、张贴标语，为即将召开的欢迎红五军新同志的大会做着充分的准备。
萧克回忆，当时陈毅还写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新城上演新剧，热切欢迎新同志，齐心协力打倒新军阀。”至于下联，萧克却已遗忘。此上联意味深长，巧妙地运用四个“新”字，将形势与任务尽收眼底。联欢会举办得十分圆满，萧克聆听彭德怀慷慨激昂的讲话，其军人风范，令人印象深刻。
红五军攀登高峰后，敌方“会剿”的传言愈发频密。井冈山地形险峻，易守难攻。红军指挥机关计划让红五军坚守山巅，而红四军的主力部队则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下山主动出击，以诱敌上山，从而予以全歼。
彭德怀深谙“两军对垒，智者居上”的兵法真谛。自上山以来，他日以继夜地穿梭于山间，仔细勘探地形，与当地民众亲切交谈，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他对山上的道路状况了如指掌，为兵力的部署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指挥部的会议中，有同志提议仅需红五军的6个连队便能固守井冈山阵地。然而，彭德怀对此持不同意见，强调“如此配置兵力不足”。面对质疑，众人回应：“红五军已有6个连，再加上本地武装，难道还不充足吗？”
一些同志自信满满地宣称：“在井冈山上，仅需五条路径和五个哨口加固防御，只需部署五个连队，便能固若金汤！”
彭德怀坚定地表示：“你们有所误解，通往井冈山的道路并非仅有五条，实则多达九条。”随后，他逐一详述了每一条路线。
往昔，老一辈们在井冈山居住了将近一年，竟未曾察觉到有九条路径存在，即便是被当地群众尊称为“山大王”的王佐，也对此事感到意外，听闻后不禁为之愕然。
彭德怀在攀登井冈山途中，详尽地调研了通往山上的每一条道路，因此在提出见解时显得条理清晰，论据充分，极具说服力。众人迅速达成共识，一致采纳了他的兵力部署方案。
会议结束后，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激动地告诉众人：“彭德怀这位军长，非同寻常，真是一位出色的军中英才！”
何挺颖在井冈山军队中有着敏锐的识人能力，威望颇高，赢得了众人的信赖。他对新加入的彭德怀极为敬佩，赞誉他为优秀的军长，这使得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在那个被白色恐怖笼罩的时期，每一位优秀的军长加入队伍，都能带来无尽的喜悦！
此乃萧克在其回忆录中对于在井冈山初次邂逅彭德怀情景的生动描绘。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围剿”战事频仍，萧克对这位同乡、战友的指挥技艺愈发熟悉，对他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他深切地认识到，彭德怀是一位智谋过人、对党忠诚的杰出军事将领。
萧克
与彭德怀感情生隙
1950年4月，萧克奉命牵头创建解放军军训部，负责拟定全军军事训练规划，主持编写军队条令与条例，以及筹备陆军大学的建立等要务。
肩负中央军委领导重任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委派萧克精心制定详尽方案，并提交聂荣臻进行审批。
历经萧克近五个月的精心筹备，1950年9月，军训部正式成立。紧接着，萧克便着手组织专业团队，搜集并翻译苏联军队的条令与条例，同时部署众人广泛搜集各国军事图书资料以供参考——尤以苏军条令为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历史中优秀的军队管理经验，融入自身的优良传统与丰富经验，解放军三大条令的初稿迅速拟定完成，随即上报中共中央进行审定。
周恩来在接到萧克呈送的三大条令后，立刻指派刘伯承进行审阅。
1951年二月底，彭德怀将军结束在朝鲜战场的军事行动返回国内，萧克将军向其呈递了数份条令草案。萧克提议：“我们已经完成了条令的起草工作，能否从华北军区抽调一支连队，为您作个演示？”彭德怀欣然应允。
继而，萧克将一支部队自华北军区抽调，依照条令之规定，从立正、稍息至连队的队列动作，逐项进行精心演练。仅耗时两个小时，便将条令的核心内容悉数展示完毕。观此，彭德怀欣然说道：“不错，就这样进行吧！”
1955年四月，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的正式组建，标志着全军军事训练工作的统一管理步入正轨。该部门由刘伯承将军出任部长。鉴于刘伯承将军当时正主持南京军事学院的工作，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将军便临时代理其职务。
1957年岁末，鉴于叶剑英同志正全身心投入军事学院的建设筹备之中，中央决定任命萧克同志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及党委书记一职。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始终以苏军为榜样，众多苏联顾问及专家陆续抵华，倾力协助，从而推动了解放军正规化与现代化建设的显著进步。然而，在强调借鉴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学习过程中亦暴露出若干问题。
1956年6月，中央号召学习5个文件。学习文件过程中，大家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苏联经验的情况和问题，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问题是前进中的支流，也是能很快纠正的。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是主要倾向。起先，大家并没有把反教条主义作为中心议题。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也说：“在军事工作中，我们确实借鉴了一些教条，但坚持了建军的基本原则，尚不能称之为教条主义。”因此，众人并未将反教条主义作为讨论的重点。
但此后在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日趋浓厚。在一次会上，萧克听到彭德怀讲过这样一段话：“有些话，此刻我尚不愿吐露，只因我出身贫寒，未曾受过高等教育，并非学术界的权威；我亦非资历深厚的老将，既非南昌起义的参与者，亦非秋收起义的战士；若论党龄，我亦无法与某些人相比。”“训总撤销了我的国防部长的职务，使我无法踏入训总的大门；而南京军事学院中既有自诩的专家，也有声望显赫的军事权威，我自感不敢贸然涉足。”彭德怀言辞中带有情绪，话语中暗藏深意，令萧克深受触动。
1958年5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隆重召开。此次会议持续两周，反教条主义议题成为核心焦点。紧接着，毛泽东同志发布新的指示，军委扩大会随即响应，不仅扩大了参与范围，而且会议地点也转移至中南海的怀仁堂。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现今的学校颇为奇特，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避而不谈，却独独强调‘十大战役’。然而，我们自身经历的战役何止几十次，却未见其提及……不禁让人疑惑，军事学院与训练总监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本应是行动的指南，但他们却将其当作僵化的教条，死啃马克思、列宁的言论，这无疑是对教条主义的典型批评。”
毛泽东在结尾不适当地评价了刘伯承。
刘伯承和陈毅
鉴于主持会议者向毛泽东汇报，称萧克抗拒反教条主义运动，且拒绝反省，毛泽东随即回应道：“萧克乃坏人，是资产阶级阵营的一员。”
随后，军委扩大会议的氛围逐渐升温，采纳了诸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多元化形式，对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会议过程中，萧克、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人的名字先后被提及。刘伯承——
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彼时刘伯承的身体状况堪忧，眼压偏高，正身处异地医院接受治疗。然而，在接到开会通知之际，他不顾自身健康，冒着失明的风险，带病亲自前来参会，且是在他人的搀扶下走上讲台的。他的检讨内容实事求是，既陈述了事实，也不乏内心的自我批评。除了承受外界压力之外，他更急切地希望尽快平息此事，以保护众多同志。
随后，总政治部派遣工作组介入该运动。其间，部分总政领导人倾向于彭德怀的观点，他们赞同“训练总监部乃教条主义指挥中心”、“军事学院为教条主义堡垒”的说法，导致运动中出现了明显的倾向性。
萧克对此持不同意见。他坚信，军队的训练方针业经军委严格审定并批准，该方针由叶剑英同志提出，并由军委正式予以颁布。他对彭德怀等人的观点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然而，当时党的生活极不正常，民主氛围已荡然无存。有人甚至宣称“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军委、反军委正确路线的纲领，试图改变我军的面貌。在这样的背景下，萧克等人只能沦为被告席上的批斗对象，丧失了公开发声的权利。
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于会议中辩称：“该共同条令业已历经彭老总的修订，并经毛主席亲自批准。”言犹在耳，却突遭众人猛推强拽，随即被强制带走，即刻关押。
萧克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道：“自入党以来，我于党的会议上未曾目睹如此情形，不禁为之震惊，亦深感痛心。更令我难以忍受的是，他们竟逼迫我承认反党之罪……数十载春秋，我为了党的事业，将生死置之度外……纵然在长期的工作中犯下诸多错误与不足，我也绝无反党之心。”
萧克握毛主席手
陈云倡议为彭德怀洗清冤屈，萧克成为首位积极响应者。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自五月持续至八月，历时四个月之久，期间不断对萧克进行批斗，施加高压政策迫使其进行自我检讨。那段时日，他常夜不能寐，凝视着天花板直至晨曦初露。他不止一次地向众人表达：“自己是在革命面临极大挑战之际加入党的行列，自入党之日起，便立誓始终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
萧克时常彻夜难眠，身心俱疲，加之精神上的高度紧张，心中郁火难平，终成疾患。在一次怀仁堂的批斗会议结束后，萧克从礼堂步履沉重地返回办公室，虽路程不长，却走到中途，突然感到胸口剧痛，遂蹲于路边，大口吐血。归家后，病情加剧，再次吐出大量血液。医生见到此状，深感痛心，便将装满鲜血的痰盂呈给相关人员。然而，他们不仅缺乏同情，反而对医生冠以同情反动分子、立场不坚定的罪名。
在无奈中，萧克只得违心地进行检讨，直至交上检讨书才得以过关。在一场会议上，萧克与彭德怀相遇，彭德怀对他评论道：“你这人倒还能经受住斗争。”彭德怀的这句话，让人难以辨明其意，是赞誉还是讥讽。
国防部长彭德怀
1958年秋季，彭德怀主持军委会议，审议对萧克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萧克内心颇有异议，当时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等资深将领均未明确表态，即便如此，该决定依然顺利通过。
195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总政治部提交的《关于萧克同志领导下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及其反党宗派活动情况的报告》。据此，萧克及众多军队高级将领被定性为“反党分子”。随之，萧克同志被调离军队，转任农垦部副部长之职。
1959年，彭德怀因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呈信，如实汇报了农村的实际状况，却不幸沦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成员，其国防部长等要职亦随之被剥夺。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对他进行了批斗。此次会议的规模、人数及形式，与当年对萧克的批斗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主持会议的由新任国防部长林彪取而代之，而批斗的目标则从萧克变为了彭德怀。批斗过程中，批评之声尖锐激烈。
此情此景，令萧克内心纷繁复杂。一方面，对彭德怀的批判让萧克心中积郁了怨气；另一方面，对于党内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不讲理、不辨是非，将众多赞同、同情其思想的同志，荒谬地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资产阶级军事俱乐部”等无中生有的罪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休止地争斗。这让萧克深感痛心。
彭德怀在被免职之后，深刻反思了自己过往的“左”倾错误，内心充满了悔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郑重地叮嘱侄子彭起超，在他离世之后务必请萧克代表他向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歉意，并传达他的肺腑之言：“1958年的那些事，让你们承受了太多苦难，对此我深感愧疚，向同志们说声对不起！”
自“文化大革命”落幕之际，听闻此言，萧克内心涌动着澎湃的情感，他对彭老总的评价愈发崇高：“彭老总堪称一位纯粹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他在进行自我反省的同时，亦体现出一位资深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一议题的深邃洞察。”
自“四人帮”覆灭之际，党中央力挽狂澜，着手拨乱反正。在此背景下，陈云力主为彭德怀恢复名誉，并妥善安置其骨灰于八宝山。对此，萧克同志率先表示赞同。
当时众人对这一现象颇感诧异，然而萧克却坚信，对待任何事物都应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无论彭德怀过去曾如何对待自己，庐山会议期间他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在“文革”期间又遭受不公之罪，这一切皆是党内“左”倾路线所导致的冤假错案。既然是冤案，那么就有必要予以平反昭雪。
萧克
林彪有两短。
萧克与林彪相识已久。
“我对他的了解颇为深入。自井冈山时期开始，我历任连长、营长、纵队司令，而他所担任的职务，无不直接管辖于我。此外，我两度担任他的参谋长。首次是在1929年，当时他担任红四军纵队司令员，同年秋季，我被任命为纵队参谋长；第二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南征中南，他出任四野司令员，我又担任了近一年的参谋长职务。”
有人说林彪曾特意指名要我，对此我并无确切的了解。之后，我调动至北京工作，又有传言称是林彪将我排挤，但这一点我也无从得知。无论如何，这些都源自军委的命令。我始终坚信，任何职务的分配都是党中央的安排。我的性格便是全心全意为党服务，从不屑于受个人意志所左右。
在挺进中南的征途中，我与林彪的合作堪称默契。他在工作与业务方面对我充分信任，尽管我们之间有过分歧与讨论，但总体而言，我们的关系始终保持着和谐与融洽。
1950年春，我于汉口接到任命，正式担任军委训练部部长。林彪夫妇曾在东湖公园设宴为我及夫人送行。林彪平日里言语不多，情感流露甚少。然而在那日，他却发表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言辞，似乎我们的军事协作颇为默契，林彪对我颇为满意。
萧克评价：
在林彪尚属革命队伍之际，我对他政治态度的积极与军事指挥的才能深表认可。然而，我也察觉到他身上存在两大不足：一是他过于自尊自大，二是他不易宽容他人，性格上偏向沉默寡言，且深藏不露。
在1949年的中南进军征程中，我目睹了他那久治不愈的顽疾——过分的自尊。
彼时，他身为四野司令员，巧妙指挥部队集中优势兵力，精准捕捉敌人弱点，对驻守湖南宝庆、衡阳的白崇禧国民党军队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攻势。此战打得精准而有力，中央军委的指导英明，林彪的指挥则显示出极高的灵活性。
衡宝战役宣告胜利之际，我情报部门尚未来得及详实统计战果，未能确切掌握敌方被歼灭的确切数量。然而，林彪将军却率先上报称，已全歼第七军，并加上四十六军的第三十八师（实为一个团）的兵力。
不久之后，我们察觉到三十八师的敌人仍在附近活动，林彪得知此事后却依旧未作任何改正。他夸大其词，企图以虚假的战果来邀功请赏，即便查明真相后，仍旧坚持错误，只是为保住面子。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实在太过不诚实。
即便如此，1993年有人向萧克请教：“如何撰写湖南衡宝战役的报道？”萧克回应道，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功过分明，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
回顾往昔岁月，萧克感慨道：“我与林彪曾多次携手共事，无论是身处井冈山时的红四军，亦或是第四野战军的行列，我始终坚信，我对他的领导充满尊重，与他并肩作战，亦是愉快的经历。”
“九一三”事件后，下决心在军政大学彻底清除林彪“空头政治”的流毒
对于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萧克深感困惑。在“文革”的初期阶段，为了庇护萧克，周恩来总理曾秘密地将其安置于北京饭店，躲避风头，整整一个月。
然而，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煽动下，无政府主义思潮愈发猖獗，萧克亦未能幸免，被农垦部的造反派抓至机关进行批斗。有人甚至让他戴上高帽、挂上牌子，强行拉至大街上游行示众。对此，萧克深感愤慨，心中暗想：想当年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发动贫苦农民以这种方式惩治土豪劣绅，岂料新中国成立十数年后，林彪、江青等人竟将此法用于革命者身上，实乃荒谬至极！
萧克回忆道：
“在那时，我们几位（王震、萧克、陈漫远）虽身为中央委员，却已彻底丧失了发言的机会。内心满是悲愤与无奈，倾诉无门，唯有将这份愤怒与忧虑深埋心底。除此之外，我们又岂能有何作为？”
“然而，我坚信，若不义之举累积过多，终将自食恶果。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的共同家园，那么它终究会遵循人民的意志，付诸实践。”
不久，机关内的造反派组织举办了一场批斗会，对萧克进行了诬陷，声称他一直对林彪持反对态度。他们指责萧克在担任四野和中南军区参谋长期间，不仅不尊重林彪的领导，还未能与之良好协作，最终导致他被驱逐出四野部队。
面对询问者对萧克反对林彪的质疑，萧克坚定回应：“身为军队中的干部，我的职位和任务安排全由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亲自定夺，任何个人均无权随意指派。当时林彪即便担任了副主席之职，是否应当由我出任四野或中南军区的参谋长，这也唯有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有权做出最终决定。”
1969年，林彪下达了一号令，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纷纷撤离北京。农垦部亦不例外。萧克、陈漫远等众多部、局级干部，随后被调往江西云山的“五七”干校。
“九一三”事变之后，1972年1月16日，萧克同志重返北京。到了四月，中央作出决定，安排他赴解放军军政大学任职。
自林彪执掌军委以来，他始终以“突出政治”作为其工作的核心口号，借此制造军政间的矛盾，并宣称政治力量足以冲击一切。这种“突出政治”的论调进而成为全面加强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则所谓的“突出政治”，不过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在如此政治氛围的压力之下，广大官兵心有戒备，顾虑横生，因而对于军事训练不敢有所懈怠。
萧克坚信，军队的本质在于军事训练，若忽视此项根本，则何谈军队之名。因此，他毅然决然地决定在军政大学全面根除林彪所倡导的“空头政治”遗风，重申军校工作应以军事教学为核心。他立志将军政大学打造成如同南京军事学院一般，能够培养出文武兼备人才的全国最高军事学府，并积极推动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
历经不懈奋斗，萧克与唐亮等人终成此项重任，成就了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长久夙愿。
当有人向萧克咨询关于林彪历史记载的看法时，他强调了应遵循的原则：务必坚持客观真实，依据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对其功绩与过错进行公正评价，并坚持历史真相。他提出，撰写历史者应做到“不夸大其词，不恶意中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公正无私，确保功过清晰可见。
晚年萧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