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丁玲传》《史沫特莱在中国》《中国的战歌》《魍魉世界》及相关历史资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1年5月的一个下午，上海格罗希路70号的一栋花园洋房里，两个女人第一次见面了。
一个是刚刚失去丈夫不久的中国女作家丁玲，穿着一件黑色软缎连衣裙，神情憔悴却依然透着坚毅。
另一个是来自美国的记者史沫特莱，一头红发，说话直来直去，眼神里闪着热情的光芒。
这次见面本是一场采访。
丁玲作为刚刚牺牲的左联作家胡也频的妻子，接受这位美国记者的访问。
可两个人一聊起来，话题就再也停不下来。
从中国女性的处境，聊到底层人民的苦难；从革命理想，聊到文学创作。
史沫特莱拿起相机，给丁玲拍了好几张照片。
其中有一张半身照，丁玲一直保存着，成了两人友谊的见证。
镜头里的丁玲，虽然神情疲惫，眼神中却透着一种坚定。
那天下午，谁也没想到，这两个来自不同国度、说着不同语言的女人，会在之后的岁月里，结下一份超越生死的情谊。
她们会一起经历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会在危急时刻互相扶持，会用行动诠释什么叫真正的友谊...
【一】红发女记者的上海岁月
1928年底，一个美国女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个名字在当时的上海外国人圈子里还很陌生。
她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从柏林出发，经由苏联来到中国东北，随后一路南下。
她在北平、天津、南京等地停留，观察着这个古老国家正在经历的巨大变革。
1929年5月初，史沫特莱坐着火车来到十里洋场上海，在吕班路85号吕班公寓租下二楼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办事处，开始了她在上海的生活。
这栋建筑现在叫重庆公寓，位于重庆南路185号，可在那个年代，它见证了太多历史的风云变幻。
这个美国女人的经历颇为传奇。
1892年2月23日，她出生在密苏里州奥斯古德镇一个贫困的矿工家庭，曾祖父还是印第安人。
父亲在矿上做苦工，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母亲靠给人洗衣服维持生计，手常年泡在冷水里，关节都变形了。
家里孩子多，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史沫特莱从小就知道什么叫贫穷。
她见过父亲下班回来时疲惫的样子，听过母亲深夜的叹息声，也尝过饥饿的滋味。
十几岁就出来打工，当过女佣，做过店员，在工厂里打过零工。
有一次在工厂里，她看到一个女工因为太累打瞌睡，手被机器绞伤，鲜血直流。
那个女工被抬下去后，工头只是找了个新人顶上，连工资都没给那个受伤的女工结清。
那一刻，史沫特莱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她要为那些被压迫的人发声，要改变这个不公平的世界。
她靠着顽强的毅力和对知识的渴望，一边工作一边读书。
别人休息的时候，她在看书；别人娱乐的时候，她在学习。
就这样，她一点点攒钱，一点点积累知识，最终考上了大学。
1912年她结过婚，可因为理想不合，1916年就友好分手了。
婚姻对她来说，不过是人生路上的一个插曲。
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917年，她只身前往纽约，为《号角》撰稿，也为女权主义刊物《节育评论》写文章。
她的文章犀利、直接，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为妇女权利呐喊。
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也引来了麻烦。
1918年3月，她被美国海军情报局拘捕，被控间谍罪。
那段囚禁的日子，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两个月后她获保释，经过抗辩，当局最终撤回了控诉。
可这段经历，让她意识到，在美国，她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
1919年起，她侨居柏林8年，继续从事印度解放运动。
在那里，她结识了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尼赫鲁，了解到印度人民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苦难。
她和印度革命领袖维伦德拉纳特·贾洛帕达同居了八年，全身心投入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
在柏林期间，她结识了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包括共产国际的德国人威廉·明岑贝格和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雅各布·米罗夫-阿布拉莫夫。
在他们的影响下，史沫特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对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1928年，她完成了自传《大地的女儿》。
这本书记录了她从贫困中挣扎成长的经历，记录了一个底层女孩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成长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
书中的文字朴实而有力，没有华丽的辞藻，可每一个字都带着她的血与泪。
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人被她的经历所感动，也有很多人开始关注她所关心的那些社会问题。
1928年底，史沫特莱来到莫斯科，在那里她结识了后来成为著名间谍的理查德·佐尔格。
一次与《法兰克福报》编辑的偶遇，使她成为了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
年底她从柏林出发，由苏联进入中国东北，开始了她在中国长达12年的生活。
来到上海后，史沫特莱并不像其他外国记者那样住在高级公寓里，出入都是洋车接送。
她住在普通的石库门里，常常到码头、工厂去采访工人，用她那口生硬的中文和人力车夫聊天。
她想了解真实的中国，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她走遍了上海的贫民窟，看到了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
那些拥挤肮脏的棚户区，那些衣不蔽体的孩子，那些为了几个铜板拼命干活的苦力，都深深震撼了她。
她把看到的一切都写进了报道里，发往德国、美国的报社。
1929年9月17日，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前往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拜访宋庆龄。
她带去了自己刚出版的自传《大地的女儿》，在扉页上题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赠词："送给宋庆龄同志，我无保留地尊重和热爱的一位忠贞不渝的革命家。——1929年9月17日于上海，艾格尼丝。"
这份见证两位世纪女性伟大友情之初的信物，后来一直珍藏在上海宋庆龄故居中。
两个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经历的女性，因为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
宋庆龄优雅、温柔，可内心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史沫特莱粗犷、直率，可对革命事业却有着无比的热忱。
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朋友。
1929年底，史沫特莱搬出吕班公寓，暂住在卡德路41弄英国领事馆的职员宿舍内。
她住在二楼朝南的大房间，卧室兼会客室。
因为她交际广泛，登门拜访者络绎不绝。
她在这里接待过很多中外朋友，然后又帮他们之间互相介绍，一时间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
12月，在《世界月刊》编辑董绍明、蔡咏裳夫妇的陪同下，史沫特莱拜访了鲁迅。
那天下午，她来到拉摩斯公寓，见到了这位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誉的大作家。
两人见面后，惊喜地发现彼此都懂德语，瞬间拉近了距离。
鲁迅的德语很流利，史沫特莱的德语更是地道，两人用德语交谈起来，竟然比用中文或英文更加顺畅。
那天他们聊了很久，从中国的社会现状，聊到文学创作；从青年人的处境，聊到革命的前景。
鲁迅被这个美国女人的真诚和热情所打动，史沫特莱也被鲁迅的睿智和深刻所折服。
此后，他们经常书信往来，成了终身的挚友。
1930年，在鲁迅五十岁寿辰的聚会上，史沫特莱了解到中国红军和秋收起义的真实情况。
那天晚上，聚会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举行，来了很多进步人士和青年作家。
史沫特莱听说，那些起义农民在和地主进行斗争之后大批涌入红军，像无数细流汇入不断壮大的江河。
随后，年轻的女作家冯铿发言。
她讲述了红军在江西的斗争，讲述了苏维埃政权如何建立，讲述了工农群众如何翻身做主人。
她的声音清脆而坚定，眼睛里闪着光芒。
鲁迅也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的希望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在那些为理想而奋斗的人们身上。
史沫特莱备受鼓舞。
她发现这些热情的人们，和她在北方见到的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贵族"完全不同。
他们是真正在行动的人，是真正在为改变中国而奋斗的人。
她决心要更多地了解中国革命，要把中国革命的真相告诉全世界。
1930年底，史沫特莱结识了苏联间谍理查德·佐尔格。
佐尔格当时在上海组建情报小组，他找到史沫特莱，希望得到她的帮助。
佐尔格后来回忆说："我早在欧洲时就听说过她。我知道我可能得依靠她的帮助。我请她帮我组建在上海的情报小组，特别是帮我挑选中国的工作人员。我尽可能与她的所有中国朋友见面，努力结交那些愿意为了左翼事业而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合作和工作的人。我把她当作我的小组成员一样利用，而且她的工作令我非常满意。"
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朝日新闻》驻上海的记者尾崎秀实，也认识了中国早期的农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陈翰笙。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佐尔格情报小组的重要成员。
史沫特莱积极联络中国左翼势力做宣传工作。
她主编英文杂志《中国呼声》，推荐美国人伊罗生主编英文周刊《中国论坛》。
她撰文报道江西的革命斗争，写出了《国民党反动的五年》等重要文章。
1931年初，史沫特莱因健康原因准备离开中国休养。
在离沪之前，鲁迅与三位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特地来到史沫特莱在卡德路的寓所拜访。
那天下午，几个人畅谈了很久。
柔石谈起他的家乡，谈起农村的苦难；胡也频讲述他的创作，讲述他对革命文学的理解；冯铿说起妇女解放问题，说起她的理想和抱负。
史沫特莱认真地听着，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或者分享自己的看法。
窗外是上海的冬日黄昏，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给房间镀上一层金色。
史沫特莱看着这几个年轻人，心里充满了希望。
他们是那么年轻，那么有朝气，那么充满理想。
她相信，中国的未来就在他们这样的人身上。
可史沫特莱万万没想到，这竟是她和其中几位的最后一面。
1931年2月，史沫特莱前往菲律宾休养。
3月，当她回到上海时，得知了一个令她震惊和悲痛的消息：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李伟森五位左联作家在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逮捕，随后全部在龙华被枪杀。
那天晚上，史沫特莱坐在房间里，久久不能平静。
她想起那个冬日的下午，想起柔石的微笑，想起胡也频的热情，想起冯铿眼睛里的光芒。
那几个鲜活的生命，那几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就这样永远消失了。
她在日记里写道："他们是最优秀的青年，是中国的希望。可是，这个黑暗的社会容不下他们。我必须做些什么，为他们，也为更多像他们一样的人。"
从那以后，史沫特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帮助中国革命者的工作中。
她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为许多进步人士提供帮助和庇护。
她的寓所成了上海的一个"避风港"，许多地下党员和革命者都在这里得到过她的帮助。
1931年晚些时候，史沫特莱搬到了格罗希路70号。
这是一栋花园洋房，虽然比不上那些豪华的公寓，可对于史沫特莱来说，这里既是她的住所，也是她的工作室，更是许多进步人士的"避风港"。
凭借外国人的身份，史沫特莱的寓所成了上海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赣东北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创始人之一周建屏，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地下党员刘鼎、陈翰笙等人，都曾在这里得到过她的帮助和庇护。
她利用自己美国人和德国记者的特殊身份，多次参与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援救工作。
1931年8月，史沫特莱和宋庆龄为营救共产国际派驻中国执行秘密工作的牛兰夫妇多方活动。
牛兰夫妇被国民党逮捕后，面临着被引渡到欧洲的危险。
史沫特莱和宋庆龄发起了国际营救运动，联系各国进步人士，向国民党施压。
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保住了牛兰夫妇的性命。
就在这个时候，丁玲找上门来。
【二】两个反叛女性的相遇
1931年5月的那个下午，当丁玲走进格罗希路70号时，她的心情是复杂的。
她穿着那件黑色软缎连衣裙，是为胡也频守孝穿的。
丈夫牺牲才三个多月，她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可生活还要继续，革命的工作还要继续。
党组织安排她来接受这位美国记者的采访，她必须来。
丁玲已经将出生仅几个月的儿子胡小频送回湖南老家，托母亲照顾。
孩子是她和胡也频的骨肉，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每次想到孩子，她的心就像被揪住一样疼。
可在这个危险的时刻，她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
她自己在上海东躲西藏，住在不同朋友家里，随时可能被特务盯上，怎么能把孩子带在身边？
作为胡也频的遗孀，作为左联的成员，她是特务重点监视的对象。
可她不能退缩，不能逃避。
胡也频用生命践行了他的理想，她要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
见到史沫特莱时，丁玲心里还有些戒备。
这是一次采访，她知道要谨慎说话，不能透露太多组织的信息。
可史沫特莱那种直率、热情的性格，很快打消了她的顾虑。
这个美国女人说话不拐弯抹角，问的问题也很直接，可每一个问题都透着真诚的关心。
她想了解中国女性的处境，想知道像丁玲这样的女作家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也想知道胡也频牺牲后丁玲的生活状况。
两个人从下午聊到傍晚，越聊越投机。
史沫特莱讲起她在印度看到的殖民压迫，讲她认识的那些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人们。
她说起甘地，说起印度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说起她自己如何参与其中。
她的声音充满激情，眼睛里闪着光芒。
丁玲说起中国女性的遭遇，说起那些被封建礼教束缚的灵魂。
她讲起自己的成长经历——从一个封建家庭出来，如何接受新思想，如何走上革命道路。
她说起革命文学在唤醒民众方面的作用，说起文化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史沫特莱问起胡也频的事情。
丁玲的眼睛红了，却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她说起1931年1月17日那天。
那天早上，胡也频要出门去找沈从文借钱。
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孩子刚出生，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
丁玲让他小心点，可谁知道这一去就成了永别。
胡也频在路上碰到了左联的好友柔石和冯铿，几个人决定一起去东方旅社开会。
可他们不知道，特务早就盯上了那个地方。
会议还没开始，特务就冲了进来，把所有人都抓走了。
2月7日深夜，胡也频和其他四位作家被秘密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在那里被枪杀。
丁玲得知消息时，整个人都懵了。
她不相信，不愿意相信。
可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由不得她不信。
那段日子，丁玲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她想过自杀，想过一了百了。
可一想到肚子里的孩子，想到胡也频未完成的事业，她又咬牙坚持下来。
她要活着，要把孩子生下来，要继续胡也频的工作。
"他是一个好人。"丁玲哽咽着说，"他那么年轻，才28岁，还有那么多的理想没有实现，还有那么多的文章没有写。可他们就这样把他杀了，连尸体都不让我们看到。"
史沫特莱握住丁玲的手。
她能感受到丁玲的痛苦，那种失去至亲的痛苦，她也曾经历过。
可她更感受到丁玲的坚强，那种在巨大打击下依然不屈不挠的坚强。
"可你没有被打倒。"史沫特莱看着丁玲说。
"我不能倒下。"丁玲擦了擦眼睛，声音变得坚定起来，"他的工作还要继续，他的理想还要有人去实现。我要为他，也为所有牺牲的同志，继续战斗下去。"
史沫特莱点点头，拿起相机给丁玲拍照。
镜头里的丁玲，虽然神情疲惫，脸上还带着悲伤，可眼神中却透着一种坚定。
那是一种经历了巨大痛苦后依然选择坚强的眼神，是一种失去了挚爱却依然相信理想的眼神。
这张照片，丁玲后来一直珍藏着。
直到很多年以后，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她都会想起那个下午，想起史沫特莱那双热情的眼睛，想起两个人初次见面时的情景。
那次采访之后，丁玲常常去格罗希路70号找史沫特莱。
有时候带些中国的故事和素材，史沫特莱需要这些素材来写关于中国的报道；有时候就是单纯地聊天，说说最近的情况，谈谈对时局的看法。
史沫特莱也会给丁玲讲她的见闻，讲世界各地的革命斗争，讲她认识的那些为理想而奋斗的人们。
她讲美国的劳工运动，讲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讲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
她的见识很广，经历很丰富，每次和她聊天，丁玲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在史沫特莱的住所里，丁玲得到了安全的庇护。
不久之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帮助丁玲秘密离开了上海。
这次离开，原本是为了去苏区，可因为种种原因，最终丁玲留在了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32年3月，丁玲由阳翰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仪式是秘密举行的，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房间里，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几个同志作为见证人。
可那一刻，丁玲的心情无比激动。
她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终于可以更直接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了。
加入共产党后，丁玲接替钱杏邨担任左联党团书记。
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也是一个危险的职位。
她要负责联络左联的各个成员，要组织文艺活动，要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
丁玲在《北斗》1至3期发表了小说《水》。
这部小说标志着她的视野有了新的开阔，对现实生活有了更深刻的关注。
她开始把目光从个人的情感世界转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开始关注工农群众的命运，开始用文学作品反映革命斗争。
1932年6月4日，丁玲和李达、陈望道等17位文化界人士发表宣言，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夫妇。
这是一次公开的政治活动，也是对国民党的公开挑战。
丁玲知道这样做的风险，可她不能退缩。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她有责任站出来为正义发声。
这段时间，丁玲的工作非常忙碌。
她一边写作，一边主编刊物，还要参加各种秘密会议，联络各方面的同志。
她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候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可她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充实。
她觉得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在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2年夏秋之间，宋庆龄、史沫特莱等人开始酝酿筹备成立一个新组织。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宋庆龄被选举为主席，史沫特莱担任她的英文秘书。
1933年1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
宋庆龄担任执行委员，史沫特莱是上海分会会员之一。
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保障民权，营救被捕的政治犯。
它的成立，给那些受迫害的进步人士带来了希望。
1933年2月17日，环游世界的英国作家萧伯纳到达上海。
他在莫里哀路29号的宋庆龄寓所，受到宋庆龄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热情接待。
史沫特莱也参加了会见。
在游轮上、在接送他们往返码头的小艇上、在宋家中，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
参加谈话的先后有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伊罗生和林语堂。
史沫特莱充当记录员，把谈话详细记录了下来。
萧伯纳谈起他对中国的印象，谈起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鲁迅谈起中国的社会现状，谈起文化界面临的困境。
蔡元培谈起教育问题，谈起青年人的处境。
大家畅所欲言，气氛热烈而友好。
3月1日，史沫特莱署名"镜涵"在《论语》第十二期发表了《萧伯纳过沪谈话记》。
这篇文章详细记录了那次谈话的内容，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表面上，上海的文化生活依然热闹。
可暗地里，危险的气息越来越浓。
国民党对左翼文化人士的监控和镇压一天比一天严厉。
很多人开始陆续离开上海，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
丁玲也感觉到了危险的临近。
她知道特务已经盯上了她，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捕。
可她不能离开，还有太多工作要做，还有太多同志需要联系。
1933年春天，丁玲搬到了虹口昆山花园路7号的一栋红砖洋房。
这是一栋四层楼的建筑，她住在顶层的一间约20平方米的房子里。
房间不大，做饭要在楼道，厕所是每层公用的，条件很简陋。
可至少这里相对安全，不太引人注目。
1931年11月，冯达进入了丁玲的生活。
他是史沫特莱采访丁玲时的翻译，一个成熟稳重、很会体贴人的男人。
在丁玲最痛苦的时候，冯达的关怀给了她温暖。
两人很快住在了一起。
1933年，丁玲创作的长篇小说《母亲》出版。
这部小说描写了辛亥革命时代的进步女性，展现了中国女性如何觉醒，如何走上革命道路。
这部作品在文坛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也让丁玲的名声更加响亮。
可名声越大，危险也越大。
国民党特务一直在寻找机会抓捕丁玲。
他们知道，抓住了丁玲，就能顺藤摸瓜抓到更多的共产党员。
【三】黑暗降临：1933年5月14日
1933年5月13日晚上，冯达9点多才回到昆山花园路7号的家。
他去看两个《真话报》的通讯员。
《真话报》是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冯达在那里工作。
那天他去给两个通讯员送材料，可到了地方后，情况不对。
他在窗下喊了两声，没人回答。
可屋子里明明亮着灯，而且灯光在摇晃，还有杂乱的脚步声。
这明显不正常。
冯达心里一惊，赶紧转身离开。
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留意身后有没有人跟踪。
走到家门口时，他用钥匙开门，这时候他看见马路对面影影绰绰有个人，好像在监视这边的动静。
回到家，冯达的脸色很不好。
他把情况告诉了丁玲，说他们的住所很可能被特务盯上了。
丁玲听了，心里一沉。
她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
如果真的被特务盯上，那他们就危险了。
胡也频就是这样被抓走的，很多同志也是这样被捕的。
一旦落入特务手中，生死难料。
两人商量了很久，决定第二天一早各自出门办事，约定中午12点之前一定回家。
如果到时候有人没回来，另一个人就要立即离开这个地方，越快越好。
那一夜，两人都没睡好。
丁玲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风声，心里乱糟糟的。
她想起胡也频，想起那些牺牲的同志，也想起自己现在面临的危险。
可她没有退缩的念头，只是在想如果真的出事了，该怎么应对。
5月14日天还没亮，丁玲就起来了。
她简单洗漱了一下，收拾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和资料。
该销毁的销毁，该藏起来的藏起来。
她做得很仔细，不敢留下任何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
冯达也起得很早。
他告诉丁玲："12点之前如果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不要等我。"
丁玲点点头，心里却很不安。
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今天可能会出事。
早上，丁玲按照约定出门。
她心里清楚，这次出门可能有去无回，可她必须去通知其他同志注意安全。
如果真的出事了，至少要让其他人有所准备。
她特意绕了个远路，先去找左联党团成员穆木天、彭慧夫妇。
穆木天是诗人，也是左联的重要成员。
丁玲找到他们时，两人正在吃早饭。
"我来告诉你们一声。"丁玲压低声音说，"昨天晚上出了点情况，我们可能被特务盯上了。如果下午我不来，就说明真的出事了。你们要小心，该转移的就转移。"
穆木天和彭慧听了，脸色都变了。
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自己要小心。"穆木天说。
丁玲点点头，又去了几个地方，通知了其他几位同志。
做完这些，已经11点多了。
她赶紧往家赶。
11点半，丁玲回到昆山花园路7号。
冯达还没回来。
整个房子静悄悄的，只有楼下偶尔传来的声音。
丁玲开始收拾东西。
她把重要的通讯录撕碎，扔进马桶冲掉；把一些秘密文件烧掉，灰烬也冲进下水道；把一些书籍和材料藏到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她做得很仔细，一边做一边注意听外面的动静。
12点到了，冯达还是没回来。
按照约定，丁玲应该立即离开。
可就在她准备走的时候，楼梯上传来脚步声。
是《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
他来找冯达，说有重要事情要商量。
丁玲把情况告诉了潘梓年。
可潘梓年听了，却不以为然。
"可能是冯达多虑了。"他说着，拿起桌上的《社会新闻》看了起来，神情很放松。
潘梓年是丁玲尊敬的同志和前辈。
一年前，就是他主持了丁玲的入党仪式。
在地下工作中，潘梓年经验丰富，沉着冷静，处理过很多危险的情况。
看到他这么从容的样子，丁玲原本紧张的心情也松弛下来。
也许真的是自己太敏感了？
也许冯达真的只是多虑了？
也许一切都没事？
丁玲这样想着，也坐了下来。
她和潘梓年聊起最近的工作，聊起左联的一些事情。
可她的心里还是不安，一边聊天，一边竖着耳朵听楼下的动静，心里祈祷着冯达快点回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12点15分，12点30分，12点45分……
丁玲越来越不安。
她几次想站起来离开，可又觉得这样做太不近人情。
潘梓年还在这里，自己怎么能独自离开？
万一真的没事，自己这样做岂不是太小题大做？
下午1点多，楼下终于传来脚步声。
丁玲松了口气，以为是冯达回来了。
可当门被推开的那一刻，她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冯达回来了，可他身后跟着几个便衣。
那些人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动作迅速而专业，眼神警惕而犀利，显然是训练有素的特务。
冯达一进门看到丁玲和潘梓年，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他猛地一惊，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只是低下头，木然地往床头一坐，整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一样。
几个便衣冲进来，不由分说就把丁玲和潘梓年控制住了。
领头的特务开始翻箱倒柜，把整个房间翻了个底朝天。
书籍被扔得到处都是，衣服被拽出来扔在地上，连床铺都被掀开了。
丁玲站在那里，整个人都懵了。
她想反抗,可被两个特务死死按住，根本动弹不了。
她想喊，可嘴巴被捂住了，发不出声音。
好在她已经提前销毁了重要文件，特务虽然翻遍了整个房间，却没有找到什么关键证据。
可这并不重要，他们显然早就掌握了丁玲的身份，否则不会来抓她。
不一会儿，丁玲和潘梓年被推搡着下了楼，塞进了等在楼下的汽车。
车子开得很快，驶离了昆山花园路，驶离了虹口，驶离了上海。
车窗外，上海的街景飞速掠过。
十里洋场，繁华依旧。
可对于丁玲来说，这一切都已经与她无关了。
她被带往一个未知的地方，面临着未知的命运。
车子一直开，开了很久很久。
丁玲知道，他们在去南京的路上。
南京，国民党的首都，她将在那里被关押，被审讯，甚至可能被处决。
那一天，1933年5月14日，文化界最活跃的女作家，左联的党团书记丁玲，29岁的年轻作家，就这样从上海消失了。
【四】消失：一场营救的开始
1933年5月17日，上海《大美晚报》首先登载了一条消息：《丁玲女士失踪》。
这是美国报业公司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
消息来源于租界，说丁玲在自己家中突然失踪，下落不明。
报道很简短，只有几百字，可引起的震动却是巨大的。
紧接着，上海、天津、北平的许多报刊都相继报道了这个消息。
《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一家接一家地刊登了关于丁玲失踪的新闻。
一个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自己家中突然失踪，这件事迅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文化界更是炸开了锅。
鲁迅得知消息后，立刻给许广平说："丁玲可能出事了。"
他的脸色很凝重，眉头紧皱。
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
胡也频就是这样被抓走的，左联五烈士也是这样牺牲的。
现在丁玲也失踪了，很可能凶多吉少。
鲁迅立刻开始给朋友们写信，打听丁玲的下落。
他写信给内山完造，写信给茅盾，写信给所有可能知道消息的人。
可得到的回复都是一样的——不知道，没有任何消息。
宋庆龄听说后，也非常焦急。
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席，她立刻召集同盟成员开会，商讨如何营救丁玲。
"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宋庆龄说，"不能让丁玲就这样消失。"
5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封联名电报。
署名者多达三十八人，都是当时知名的文化界和社会人士。
领头的是蔡元培，还有杨杏佛、林语堂、胡愈之等人。
电报直接发给南京国民党，措辞严厉：要求立即说明丁玲的下落，保证她的人身安全，允许律师和亲友探视。
电报中说，丁玲是著名作家，在文化界享有盛誉，她的失踪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如果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将引起更大的反响。
电报发出后，南京方面却一直保持沉默。
他们既不承认逮捕了丁玲，也不说明她的下落。
这种态度让人更加担心丁玲的处境。
有谣言说丁玲已经被杀害了，尸体被丢进了长江。
有人说看到她被关在某个秘密监狱里，受尽折磨。
各种各样的消息满天飞，可没有一个能得到证实。
5月下旬，史沫特莱因为健康原因，离开上海前往苏联疗养。
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在上海这几年，工作强度太大，加上气候湿热，她的老毛病又犯了。
医生建议她去气候干燥的地方休养一段时间。
临行前，史沫特莱去看望了鲁迅。
两人谈起丁玲的事，都很担心。
"我会在国外继续关注这件事。"史沫特莱说，"我会想办法帮忙的。"
鲁迅点点头，握住史沫特莱的手："拜托了。"
5月底,史沫特莱离开上海,前往苏联。
在去苏联的路上，她一直在想丁玲的事。
她想起第一次见到丁玲时的情景，想起那个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年轻女人，想起她眼睛里的悲伤和坚定。
到达莫斯科后不久，史沫特莱得到了丁玲被捕的确切消息。
有人告诉她，丁玲确实被国民党特务抓走了，秘密押送到了南京。
可具体关在哪里，情况如何，谁也不知道。
史沫特莱立刻开始行动。
虽然人在莫斯科,可她没有袖手旁观。
她要利用自己的一切资源，为营救丁玲而努力。
她开始联系各方面的人士，开始筹划一场国际营救行动。
她知道，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可她不会放弃。
为了丁玲，为了她们的友谊，她必须全力以赴...
【五】国际营救：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身在莫斯科的史沫特莱，立刻展开了一场国际营救行动。
她首先给《法兰克福日报》发去了一篇长达5000字的深度报道。
报道的标题是：《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
在这篇报道中，史沫特莱详细介绍了丁玲的生平和创作成就。
她写道："丁玲，1904年出生，原名蒋伟。她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以《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闻名文坛。她的作品大胆、深刻，深受读者喜爱。可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仅仅因为她的进步思想，就被国民党特务绑架。"
史沫特莱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丁玲被捕的经过，揭露了国民党镇压进步文化人士的暴行。
她写道："这不是第一次。就在两年前，柔石、胡也频、冯铿等五位左翼作家被秘密逮捕并杀害。现在，丁玲也落入了他们的魔掌。如果国际社会保持沉默，那么下一个消失的，可能是更多无辜的文化人。"
文章最后，史沫特莱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丁玲的案件，向中国国民党施压，要求释放丁玲。
她写道："我们不能让才华被暴力扼杀，不能让正义被强权压倒。每一个热爱文学、热爱自由的人，都应该为丁玲发声。"
这篇报道在《法兰克福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
许多读者给报社写信，表示愿意为营救丁玲做些事情。
有的人提议组织抗议活动，有的人建议联系国际组织介入。
接着，史沫特莱开始联系美国的进步人士和左翼组织。
她给《美国文汇》《亚洲杂志》的编辑写信，请他们报道丁玲的案件。
她给国际作家协会写信，请他们发表声明谴责这种绑架文化人的行为。
她在信中写道："丁玲的案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作家的个人遭遇，它代表了全世界进步文化人士面临的共同威胁。如果我们今天对丁玲的遭遇保持沉默，明天我们自己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史沫特莱的呼吁得到了积极响应。
《美国文汇》很快发表了关于丁玲案件的报道。
国际作家协会也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绑架文化人的行为，要求立即释放丁玲。
更重要的是，史沫特莱开始着手翻译和推广丁玲的作品。
她深知，要让国际社会真正关注丁玲，就必须让人们了解她的文学成就，知道她是一位多么优秀的作家。
史沫特莱召集了一批学者，包括一些懂中文的汉学家和翻译家。
她把丁玲的《水》《某夜》《田家冲》等短篇小说交给他们翻译。
这些人都是义务工作，不收任何报酬，只是为了帮助丁玲。
翻译工作很艰难。
中文和英文是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许多中文的细腻表达很难用英文准确传达。
可这些翻译者都尽了最大努力，力求保持原作的风格和韵味。
1933年秋天，丁玲的《水》英译本在《亚洲和美洲》杂志上发表。
这是一本在美国左翼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的刊物。
《水》讲述了洪水中的农民如何团结起来自救的故事，展现了中国农民的坚韧和智慧。
英译本发表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许多美国读者第一次通过这部作品认识了丁玲，认识了这位中国女作家。
他们被小说中的故事所打动，也为丁玲的遭遇感到愤慨。
接着，《某夜》的英译本也发表了。
这部小说写一个女人在一个夜晚的内心挣扎，展现了中国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处境。
西方读者从这部作品中看到了中国女性的苦难，也看到了她们的觉醒。
史沫特莱还配合一些出版社，准备出版丁玲作品选集。
她写了长长的序言，介绍丁玲的生平和创作，也介绍了她被捕的情况。
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丁玲，关注丁玲的案件。
与此同时，史沫特莱还在莫斯科完成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一书的编纂。
这本书揭露了中国的黑暗现状，如实记录了中国人民悲惨的生活。
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士的镇压，其中就提到了丁玲被捕一事。
史沫特莱在书中写道："在中国，说真话是危险的。那些敢于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家，那些敢于为人民呐喊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当局的眼中钉。丁玲就是一个例子。她只是用笔写下了自己看到的真相，写下了人民的苦难，就被抓走了。这样的社会，怎能不让人痛心？"
这本书在1933年底由美国纽约先锋出版社出版。
主要反映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的动荡社会生活、阶级矛盾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
书中对丁玲案件的揭露，让更多西方读者了解了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险恶处境。
史沫特莱的营救策略很明确：既然国民党不承认逮捕了丁玲，那就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让国际舆论向南京施压。
她要让国民党明白，丁玲不是一个无人关注的普通作家，她的安危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目光。
如果她遭遇不测，国民党将在国际上背负杀害文化人的恶名。
这种国际舆论战持续了很长时间。
每当有关于丁玲的新消息传出——无论是有人说看到她还活着，还是有谣言说她已经遇害——史沫特莱都会立刻撰写评论文章，让事态继续保持在公众视野中。
她不能让人们忘记丁玲，不能让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1933年秋天，史沫特莱离开莫斯科，回到美国。
在美国，她继续为丁玲的案件奔走呼号。
她在各地发表演讲，讲述丁玲的故事，讲述中国进步文化人士面临的困境。
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史沫特莱说："我认识丁玲。她是一个勇敢的女人，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战士。可就是这样的人，被关押在南京的某个地方，生死未卜。我们不能对此保持沉默。如果我们今天不为丁玲发声，明天当我们自己遭遇不公时，也不会有人为我们发声。"
台下听众被她的话所打动，很多人流下了眼泪。
演讲结束后，许多人主动找到史沫特莱，询问如何能帮助丁玲。
有人捐款，有人表示愿意写信给政府施压，还有人提议组织更多的抗议活动。
史沫特莱把这些支持都记录下来，然后通过各种渠道传回中国，让国民党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丁玲的案件。
【六】漫长的等待与最终的突破
1934年10月，史沫特莱从美国回到上海。
她乘坐"柯立芝总统号"轮船，经过漫长的航行，终于回到了这座她熟悉的城市。
宋庆龄特意派人到码头接她，并为她安排住宿。
可史沫特莱因病需要治疗，住进了上海疗养卫生院。
病愈后，史沫特莱搬到了大陆新村，借住在鲁迅家里。
许广平特意腾出二楼的房间，改作她的卧室兼书房。
在鲁迅家中，史沫特莱认识了更多共产党人，了解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也打听到一些关于丁玲的零星消息。
可这些消息大多不确定，有的说她还活着被关在南京，有的说她可能已经遇害。
没人能确切知道丁玲的真实情况。
这种不确定，让史沫特莱非常焦虑。
1934年，史沫特莱的第二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问世。
这本书在莫斯科首次出版时，俄文名是《中国的红色风暴》。
此后，在西方世界连续再版。
史沫特莱通过22篇报道，向全球读者介绍了红军诞生和成长的历史，讲述了红军数次粉碎敌军"围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壮举。
这本书让西方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的真相。
在上海期间，史沫特莱继续关注丁玲的案件。
她和伊罗生一起负责《中国论坛》，持续报道丁玲事件的动向。
每一期杂志都会提到丁玲的案件，持续向国民党施压。
1936年2月，史沫特莱了解到红一方面军北渡黄河、即将完成长征的消息。
她立刻告知鲁迅，并建议鲁迅给红军发电报祝贺。
由于国民党实行新闻封锁，许多人不知道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
鲁迅和茅盾决定发一个祝贺电报，可怎么发出去是个难题。
史沫特莱说："交给我吧。"
电文写好后，鲁迅将电报交给了史沫特莱。
电文称："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希望！"
史沫特莱设法把这封电报发了出去。
不久，史沫特莱在鲁迅家中会见了中共中央从陕北派来的冯雪峰。
冯雪峰是鲁迅的老朋友，也是中共的重要干部。
他这次来上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
冯雪峰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史沫特莱介绍红军长征的情况。
史沫特莱认真地记录着，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一直响到深夜。
这些材料后来都成了她写作的重要素材。
就在这段时间，史沫特莱听说了一个让她激动不已的消息：有人传话说，丁玲托人传话，说她想找到党的关系！
这个消息让史沫特莱看到了希望。
这说明丁玲还活着，而且还在想办法联系组织！
她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鲁迅。
1936年4月，鲁迅告诉冯雪峰，听史沫特莱说，丁玲曾想找党的关系。
史沫特莱也向冯雪峰详细说明了这个情况。
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后来回忆说，1936年春季的一个夜晚，她在鲁迅家遇到了"一个以红军代表身份刚从西北来到上海的作家……有几个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和他坐在一起，记录他的谈话"。
这位"作家"便是中共派往上海的冯雪峰。
冯雪峰听了史沫特莱的情况介绍，立刻意识到这是营救丁玲的一个机会。
他和周文等人开始秘密讨论营救方案。
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计划。
丁玲在南京被严密监视，要让她逃出来绝非易事。
可机会只有一次，必须成功。
经过周密的安排，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了联系。
张天翼是丁玲的朋友，也是左联的成员。
1934年，他曾在南京与丁玲偶遇过一次。
冯雪峰给张天翼布置了任务：想办法再次见到丁玲，告诉她组织已经知道她的情况，正在安排营救。
同时了解她的具体处境，看看有没有逃脱的可能。
张天翼冒着巨大风险，再次去南京见丁玲。
见面时，两人都很小心，假装是偶然相遇的朋友。
张天翼用暗语告诉丁玲，组织没有忘记她，正在想办法营救她。
丁玲听了，眼睛里闪着泪光。
这三年多的幽禁生活，她无数次以为自己被组织遗忘了，无数次在绝望中挣扎。
现在听说组织还记得她，正在营救她，她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张天翼仔细了解了丁玲的情况，包括她被关押的地点、监视的情况、日常的活动范围等。
回到上海后，他把这些信息都告诉了冯雪峰。
冯雪峰开始制定详细的营救计划。
计划分几步走：第一步，让丁玲乔装打扮离开南京前往上海；第二步，在上海秘密藏身一段时间，等风声过去；第三步，经西安转往陕北。
整个计划必须保密，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
冯雪峰只告诉了几个最信任的同志，连史沫特莱也只是知道大概，不了解具体细节。
1936年7月，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丁玲成功离开了南京。
那天晚上，丁玲按照事先约定的计划，趁着夜色悄悄离开幽禁地。
她化了装，换上普通妇女的衣服，头上包着头巾，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她坐上事先安排好的车子，一路紧张地往火车站赶。
车子开得很快，她的心跳得也很快。
她生怕被人发现，生怕这次逃脱失败。
到了火车站，有同志已经在那里等她，把车票塞到她手里。
丁玲低着头，快步走进候车室，然后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火车开动了。
丁玲坐在车厢里，看着窗外的夜景，心里百感交集。
三年多了，整整三年多，她终于逃出来了！
到达上海后，丁玲在友人家秘密藏身。
这段时间她不能外出，不能联系任何人，甚至不能靠近窗户。
组织担心国民党特务会追踪她，必须确保她的安全。
中秋节那天晚上，组织安排丁玲离开上海前往西安。
月亮很圆，夜色很静。
丁玲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她生活多年的城市，然后转身离开。
10月初，丁玲到达西安。
她住进七贤庄一号，等待前往陕北的时机。
【七】西安重逢：那一对闪烁的热情的眼睛
1936年10月，秋天的西安已经有些寒冷。
街头的梧桐树叶子开始泛黄，秋风一吹，纷纷飘落。
空气中有一种萧瑟的感觉，可对于丁玲来说，这萧瑟中却带着希望。
她住在七贤庄一号，这里挂着"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诊所"的铜牌。
外人看起来，这就是一家普通的牙科诊所。
可实际上，这里是中共为解决红军卫生器材供应问题建立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也是地下交通站。
这个诊所的建立，和史沫特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初，史沫特莱在上海结识了被驱逐出境的德国牙医海伯特·温奇。
得知他的遭遇后，史沫特莱萌生了一个想法。
她找到海伯特，说："你愿意为中国革命做些事情吗？"
海伯特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愿意，支持一切进步力量。"
于是，在史沫特莱的安排下，海伯特把诊所搬到了西安。
表面上，这是一家为居民服务的牙科诊所；实际上，这里一直在暗中为红军转运卫生器材，也成了地下党员的联络站和避风港。
海伯特和他的中国妻子全身心投入到这项秘密工作中。
他们利用诊所的掩护，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一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海伯特不幸遇难（一说被暗杀，一说被流弹击中），他都在坚持这项工作。
丁玲住进七贤庄后，开始等待苏区同志的接应。
这段等待的日子，她的心情既紧张又期待。
离开革命队伍已经三年多了，三年来，她无数次在梦中想象着回到组织怀抱的那一刻。
现在，这个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可同时，她心里也有些忐忑不安。
这三年的幽禁生活，会不会给组织带来负面影响？
她在南京的时候，为了应付敌人，写过一张"申明书"，说"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
虽然这只是为了麻痹敌人，可组织会怎么看这件事？
同志们会不会怀疑她的立场？
1934年，她还在特务的软禁下生下了女儿蒋祖慧。
冯达那时在国民党机关做翻译，国民党也给她每月100元生活费。
这些事情，都可能成为她历史问题的污点。
这些天，她一直在房间里写东西，想把这三年的经历都记录下来。
她写被捕的经过，写在南京的遭遇，写自己如何拒绝敌人的诱降，如何想方设法联系组织。
她要向组织说明一切，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虽然在敌人手中被关押，可从未背叛革命。
日子一天天过去，丁玲每天都在等待。
她不敢随意出门，怕引起注意，就在诊所里看书、写字、思考。
可丁玲怎么能真正放松？
她的心一直悬着，期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一天傍晚，海伯特告诉她多做几个菜，说有客人要来。
丁玲并没有多想，以为又是哪位路过的同志。
可当她听说客人里有一位美国记者时，心里忽然有了一种预感。
会是她吗？
会是史沫特莱吗？
门被推开的时候，丁玲正在厨房帮忙做菜。
她听到外面有说话声，赶紧擦了擦手上的水，走出来。
进来两个人。
一位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她在报纸上见过他的名字，知道他最近写了《西行漫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
另一位——
丁玲的目光落在另一位身上，整个人愣住了。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停止了。
那双眼睛，那双她永远不会忘记的眼睛，正热切地看着她。
那双热情、闪烁着光芒的眼睛，五年前在上海格罗希路70号见过的眼睛。
虽然五年过去了，可那双眼睛依然如故，依然充满热情，依然闪着光芒。
"史沫特莱！"
丁玲几乎是喊出声来，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惊喜，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丁玲！"
史沫特莱大步走过来，张开双臂。
两个女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史沫特莱用力地抱着丁玲，她力气很大，几乎把丁玲整个人都抱了起来。
那一刻，所有的语言都显得多余，只有这个拥抱能表达她们重逢的喜悦，能表达这五年来的思念和牵挂。
在史沫特莱有力的拥抱中，丁玲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这三年多的幽禁生活，所有的委屈、恐惧、绝望、孤独，在这一刻全部涌了上来。
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整个身体也微微颤抖着。
她不是脆弱，她只是太需要这样一个拥抱了，太需要有人告诉她，她不是一个人，还有人记得她，还有人关心她。
"你还活着，你还活着……"
史沫特莱一遍遍地说，声音都有些哽咽。
她想起那些年在国外为营救丁玲奔走的日子，想起每一次听到关于丁玲的消息时内心的焦虑和期盼。
有多少次，她听说丁玲可能已经遇害，心里就像被刀割一样疼。
现在，丁玲就真真切切地站在她面前，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这让她几乎不敢相信。
丁玲也紧紧抱着史沫特莱，说不出话来。
她只是一遍遍地流泪，让所有的情绪都在这个拥抱中释放出来。
两个人就这样抱了很久，谁也不愿意先松开。
周围的人都安静地看着这一幕，被这份真挚的友情所感动。
埃德加·斯诺悄悄拿出相机，想记录下这个时刻，可最终还是放下了。
这样的时刻，太私密，太珍贵，不该被打扰。
终于，两人松开了拥抱。
史沫特莱拉着丁玲的手，仔细地看着她。
丁玲瘦了很多，脸色也不太好，眼睛里有掩饰不住的疲惫。
可那双眼睛依然清澈，依然坚定，这让史沫特莱松了一口气。
"你受苦了。"史沫特莱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
丁玲摇摇头，挤出一个笑容："过去了，都过去了。"
那天晚上，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畅谈到深夜。
房间里点着煤油灯，灯光摇曳，投下温暖的光晕。
丁玲详细讲述了这三年的遭遇。
她讲1933年5月14日那天，讲自己如何被捕，如何被押送到南京。
她讲在南京的幽禁生活——最初被关在王公馆，后来又被转移到其他地方。
她讲特务如何威逼利诱，如何想让她叛变。
"他们给我很多诱惑。"丁玲说，"说只要我愿意合作，就可以恢复自由，还可以继续写作。他们甚至说可以给我很好的待遇，让我当什么文化顾问之类的。"
"可你没有答应。"史沫特莱说。
"怎么能答应？"丁玲的声音变得激动起来，"胡也频就是为了革命牺牲的，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我如果叛变，怎么对得起他们？"
她讲自己如何拒绝为敌人工作，如何拒绝为张道藩写剧本，如何拒绝为姚蓬子写稿子。
她讲自己曾经想过自杀，想过一了百了，可最终还是咬牙坚持下来。
"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能出去。"丁玲说，"我相信组织没有忘记我，相信同志们还记得我。这个信念支撑着我，让我没有放弃。"
史沫特莱讲她这些年为营救丁玲做的努力。
她讲如何在《法兰克福日报》发表文章，如何联系美国的进步人士，如何翻译丁玲的作品，如何营造有利于释放丁玲的国际舆论环境。
"全世界都在关注你的案件。"史沫特莱说，"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很多国家的进步人士都在为你呐喊。国际作家协会发表了声明，国际人权组织也向国民党施压。"
丁玲听了，眼眶又红了。
她没想到，自己一个人被关在南京，外面竟然有这么多人在为她努力。
她更没想到，史沫特莱为她做了这么多事情。
"谢谢你，史沫特莱。"丁玲哽咽着说，"如果没有你，我可能真的出不来了。"
"别说这些。"史沫特莱握住丁玲的手，"我们是朋友。朋友就该互相帮助。没什么值得感谢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她们还聊起了鲁迅。
丁玲问起鲁迅先生的情况，史沫特莱的脸色黯淡下来。
"鲁迅先生在今年10月去世了。"史沫特莱说，声音里带着悲伤。
丁玲愣住了，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鲁迅先生，那个对她有知遇之恩的人，那个在她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她支持的人，就这样走了？
"他一直很关心你。"史沫特莱说，"你失踪后，他四处打听你的消息。得知你可能还活着，他很高兴。可惜，他没能等到你回来的这一天。"
丁玲捂着脸哭了起来。
她欠鲁迅先生太多了，可再也没有机会报答了。
夜深了，该分别了。
史沫特莱拿出一顶貂皮帽子。
"陕北会很冷，你戴上这个。"她说着，亲手给丁玲戴上。
帽子很软，很暖和，还带着史沫特莱的体温。
丁玲摸着帽子，又流下了眼泪。
"别哭了。"史沫特莱笑着说，"这是高兴的时刻，应该笑才对。你马上就要回到组织怀抱了，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丁玲点点头，擦干眼泪，挤出一个笑容。
"谢谢你，史沫特莱。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们是朋友。"史沫特莱拍拍她的肩膀，"朋友之间不需要说谢谢。没关系了，一切都过去了。现在，你要好好休息，养好精神。前面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呢。你要继续写作，要用你的笔为革命服务。"
第二天，丁玲在党组织的护送下离开西安，前往陕北。
而史沫特莱，继续在西安工作，等待着前往延安的时机。
【八】并肩战斗与永恒的友谊
1936年11月12日，丁玲到达陕北保安，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央苏区的知名作家。
这个消息在苏区引起了轰动。
一个在国统区享有盛名的作家，冲破重重阻碍来到苏区，这本身就是对革命最好的支持和宣传。
当天晚上，在保安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欢迎丁玲的宴会。
虽然条件简陋，饭菜也很简单，只是小米饭和几个家常菜，可气氛却异常热烈。
大家都想见见这位传奇的女作家，听听她的故事。
12月底，丁玲与成仿吾等人筹备并成立了苏区第一个文艺家协会——中国文艺协会。
在成立大会上，中央领导发表了讲话，鼓励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群众，反映革命斗争，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丁玲被任命为协会的负责人之一。
她的到来，给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原本力量薄弱的文艺运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她开始组织文艺活动，联络文艺工作者，推动文艺创作。
而史沫特莱，这时候也在准备前往陕北了。
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爆发。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这件事震惊中外，也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西安事变发生后，史沫特莱第一时间在电台用英语把事变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广播。
她被安排在张学良的司令部，每天晚上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
史沫特莱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这是当时西安唯一对外的英语广播，让全世界及时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相，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美国的报纸说她"背后有庞大的军队"，说她是"赤色危险人物"，甚至有人说她是"美国妇女帮助中国人叛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机智地离开西安，正式接到邀请访问延安。
她的公开身份是到前线去做战地救护工作。
一路上，她受到左权、彭德怀、贺龙等人的热情接待。
每到一处，都有人给她讲红军的故事，讲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讲抗日斗争的准备。
史沫特莱认真地记录着这一切，她的手提式打字机几乎没有停过。
进延安前，丁玲受党委派前来迎接。
两个好朋友又一次见面了。
这一次，她们都到达了革命的中心，可以真正并肩战斗了。
史沫特莱先在保安停留了几天，受到热情接待。
随后，在丁玲的陪同下，她乘大卡车前往延安。
路上虽然颠簸，无法畅谈，可彼此的一言一笑、一挥手，都让她们感到愉快和欣慰。
丁玲回忆说："沿路我们虽然不能畅谈，但彼此的一言一笑一挥手，加上几个简单的英文单字，还是使我们愉快欢欣。"
两天后，她们到达了延安。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延安党政机关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
大会在一个露天广场举行，来了很多人。
史沫特莱在会上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反帝斗争经历。
她讲述了自己从一个美国矿工的女儿，成长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历程。
她讲述了自己在印度、在德国、在中国上海的见闻和经历。
她也讲述了自己为什么会对中国革命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
"我到过很多国家，"史沫特莱说，"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在这里，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这片土地上了。"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人们被这个美国女人的真诚所打动，被她对中国革命的热爱所感动。
在延安期间，史沫特莱精力充沛地开展了大量工作。
她继续写文章，向国际社会介绍延安的情况。
她帮助建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培养能够对外宣传的人才。
她参与并主持了外语部的工作，教学生们英语，也教他们如何向外国人介绍中国革命。
她还征得同意后，秘密向上海的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邀请函，力劝他们访问延安。
在史沫特莱的努力下，很快就有两名美国记者于1937年仲夏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来访——《纽约先驱报》的维克多·基恩和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
同年6月，又有《美国亚洲》杂志的4位记者来延安访问。
这些记者回去后都发表了关于延安的报道，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的真相。
史沫特莱还积极为延安争取国际援助。
她写信给加拿大、美国的医疗组织，介绍中国抗战面临的医疗困境，呼吁他们派医疗队来中国。
正是在她的推荐和联系下，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后来来到了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丁玲这时组织成立"西北战地服务团"。
她联合抗大四大队30多位学员，准备开赴西北前线做战地服务工作。
史沫特莱听说后，立刻找到丁玲，坚决要求加入。
"我要和你们一起上前线。"史沫特莱说，"我不能只在后方写文章，我要亲眼看看前线的情况，亲自参与到抗战中去。"
丁玲有些犹豫。
前线很危险，到处都是战火。
史沫特莱毕竟是外国人，年纪也不小了（她当时已经45岁），身体也不太好。
万一出了什么事，不好交代。
可史沫特莱态度非常坚决。
她说："我什么都见过了，什么危险都经历过了。我不怕死。相反，我希望能在中国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和他们站在一起。"
最后，在她的坚持下，组织同意了她的请求。
8月15日晚，在边区举行的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的晚会上，中央领导出席致辞。
晚会的气氛热烈而庄重。
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即将奔赴前线，面临着生死考验。
会后，西北战地服务团并未立即出发，而是留在延安做紧张的准备工作——集中人员、组织建设、理论培训、节目准备。
史沫特莱也参与其中，帮助排练一些宣传节目，教大家唱一些国际进步歌曲，还介绍一些外国的抗战经验。
《新中华报》1937年8月19日作了报道，标题是《作家丁玲、史沫特莱等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线》。
报道说：他们联合男女青年30余人，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日内出发前线。
团内分通讯股、宣传股，向民众宣传救亡抗日，对军队鼓舞士气。
在延安的日子里，史沫特莱充分展现了她那种执着、突进的精神。
她工作起来像一团火，总是充满激情和干劲。
她说服人们种花种菜，改善生活和环境。
她甚至还发起了节制生育运动和灭鼠运动。
灭鼠运动一开始被嘲笑为是西方人不切实际的讲究，可后来受到了支持，因为老鼠确实传播疾病，影响卫生。
史沫特莱用她的打字机记录着延安发生的一切，用相机拍摄着这里的人们。
她拍下了战士们训练的场景，拍下了老百姓生产的画面，拍下了孩子们学习的情景，拍下了窑洞里的生活细节。
这些照片后来都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丁玲和史沫特莱在延安常常在一起工作、聊天。
虽然语言不完全相通，可她们之间有一种默契。
丁玲的英语不太好，史沫特莱的中文也有限，可她们总能通过简单的单词、手势和眼神交流，明白对方的意思。
有一次，中央领导与丁玲谈话时提到史沫特莱，要丁玲学习她那种执着、突进的精神。
丁玲笑着说："她确实让我佩服。有时候我都觉得累了，可看到她还在工作，我就不好意思休息了。她比我大十几岁，可精力比我还旺盛。"
10月，史沫特莱准备随部队开赴前线时，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背部受伤，推迟了行期。
她在延安养伤期间，继续写作，继续拍照，继续做她能做的一切工作。
伤养好后，史沫特莱随身携带了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
她很快赶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然后到达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
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史沫特莱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
她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了解他们的想法。
她用自己的笔和相机，向世界展示着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
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地爱上了这支部队。
用她自己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继续从事战地报道和医疗救护工作。
她在汉口期间，为红军筹集药品，联系国际援助，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
1941年5月，因为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加上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史沫特莱不得不离开中国，回到美国洛杉矶休养。
在养病期间，她写成了《中国的战歌》一书，对日本人的凶残和中国人民抗战的英雄气概进行了生动翔实的描述。
临行前，她专门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
信中说："亲爱的丁玲，我要回美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你。可我想让你知道，认识你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你让我明白，真正的友谊可以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甚至超越生死。无论我在哪里，你永远是我最亲爱的朋友。"
丁玲收到信后，也回了一封信。
她写道："史沫特莱，1933年那个黑暗的日子里，是你给了我生的希望。你冒着危险为我奔走的情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说友谊可以超越生死，我想说，你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你不仅救了我的生命，更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种不计代价、不求回报的真挚友情。"
分别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想到，这竟会是她们的永别。
回到美国后，史沫特莱继续从事以中国为内容的写作和讲演，支持中国革命。
她到处演讲，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为中国募捐。
她的演讲深深打动了许多美国人，让他们了解了真实的中国，了解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她还开始撰写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她与朱德频繁接触过，征得了朱德的同意撰写他的平生。
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史沫特莱激动万分。
她决定取道英国再次访问中国。
可就在准备启程时，她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潮流中被诬陷为"苏联间谍"，被迫流亡英国。
在英国，她把完成朱德传记当作首要任务。
不久，她的健康因患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可她仍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
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胃溃疡手术并发症在英国伦敦逝世，终年58岁。
消息传到中国，丁玲悲痛万分。
她无法相信，那个充满活力、总是精力充沛的史沫特莱，就这样永远离开了。
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葬礼。
追悼会在中国文联举行，来了700多人，都是艺术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
茅盾和丁玲在会上发表了致辞。
丁玲在致辞中回忆了与史沫特莱相识、相知的往事。
她说："史沫特莱是我最好的朋友。1931年，我们在上海相识。那时我刚刚失去丈夫，正处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是她给了我温暖和支持，让我重新站了起来。1933年，我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在南京被幽禁。是她在国外为我奔走呼号，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遭遇，向国民党施压。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
丁玲的声音哽咽了，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1936年，当我终于逃出南京，在西安再次见到她时，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那一刻，我知道，这份友谊已经超越了一切。它超越了国界，超越了语言，甚至超越了生死。史沫特莱用她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什么叫真正的友谊。"
"现在，她走了。可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她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与中国人民结下的友谊，将永远流传下去。"
史沫特莱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朱德亲笔题写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墓碑前，常常有人来献花。
人们没有忘记这位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美国女性，没有忘记她与中国人民结下的深厚友谊。
多年以后，当丁玲写回忆录《魍魉世界》时，她详细记录了1933年被捕和幽禁的经历，也写到了史沫特莱为营救她所做的努力。
她写道："1936年10月，在西安七贤庄一号，我转身望她时，发现了那一对闪烁的热情的眼睛正紧盯着我。呵，还能是谁呢？是史沫特莱！我急忙扑过去，她双手一下就把我抱起来了，在她的有力的拥抱当中，我忽然感到一种温暖，我战栗了……"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深夜。我讲述了这三年的遭遇，她讲述了她的营救努力。临别时，她送给我一顶貂皮帽子，上面还有她的体温。那一刻，我知道，这份友谊将伴随我一生。"
丁玲还写道："史沫特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她不是中国人，可她比许多中国人更关心中国的命运。她用她的笔，用她的相机，用她的一切，为中国革命服务。她冒着危险帮助中国的革命者，营救被捕的进步人士。她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这样的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1985年6月25日，中国邮电部发行了一套《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其中第一枚8分的邮票图案，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邮票上的她，双唇紧闭，头高高扬起，眼神中带着几分坚毅。
这就是那个为中国革命奔走呼号、与丁玲结下深厚友谊的美国女记者。
她的形象，永远定格在那里，永远被中国人民铭记。
从1931年5月第一次见面，到1950年5月史沫特莱去世，这段跨越近20年的友谊，见证了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
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女性，因为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在最危险的时刻互相扶持，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什么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丁玲在晚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有人问我，这一生最珍贵的是什么？我说，除了革命理想，就是友谊。史沫特莱给了我这两样东西。她让我明白，理想可以让人超越自我，友谊可以让人超越生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