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丁晓平
1976年10月6日，距毛泽东主席逝世仅二十七日，“四人帮”终被彻底粉碎。
然而，胡乔木无论如何也未曾料到，在“四人帮”覆灭之后，他仍旧承受着严苛的指责。他出于想要与毛泽东作最后告别而致江青的信件，竟然被恶意诬称为“效忠信”。
更令他未曾预料的是，在毛主席指示的压力之下勉强撰写的“揭批”材料，竟也被他人紧追不舍，不愿轻易放手……
在毛泽东同志离世之后，党中央安排了机关单位的主要领导前往守灵，而胡乔木同志却因资格所限，未能参与其中。
对于胡乔木而言，这显得尤为不公。二十余载，他伴随在毛泽东的身边，历经风雨，从生死边缘徘徊，尝尽苦乐，然而革命终成，阳光普照，喜悦常伴。今时今日，毛泽东已离我们而去，作为主席生前最宠爱且深信不疑的秘书，胡乔木无论如何都渴望能够与主席作最后的告别。
在重重无奈之下，胡乔木向汪东兴与江青致信，恳切请求能得以与毛泽东进行最后一次会面。
显而易见，江青绝不可能同意这一助邓小平、与之上演“对台戏”的胡乔木。
1945年8月，胡乔木（位于第二位，从右数）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参与和平谈判。
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出人意料地宣布，对国务院政研室予以撤销，导火索便是胡乔木向江青所写的所谓“效忠信”一事。
原来，在毛泽东同志逝世之后，江青竟将此信公之于众，印发各方。这无疑给胡乔木带来了更为沉重的打击。
胡乔木说：
我恳请获准参加对主席的遗体告别仪式，遂致信于汪东兴并转呈江青，信中言及：“对江青同志在政治局对我所进行的指导与批判，此情此景，铭记于心。”
“你怎么能这样表述？”
胡乔木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笔触，实际上内心的情感是错综复杂的。他本人曾如此表述，写信的初衷是“不负主席的期望，以示对主席的感激”。面对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对他进行公开指责，称他为“忘恩负义”，胡乔木的心情是既感委屈又深陷悲伤。为了能亲自与毛泽东告别，他带着对主席的深切敬意，在无奈之下给江青写信，尽管言语并非出自本意。
历史往往显得既滑稽又爱捉弄人。胡乔木并非政界人物，年届六十五岁的他，或许未曾料想到，一件原本简单的事情，竟会引发一连串纷繁复杂且出乎意料的后果。
胡乔木、谷羽
1977年5月24日晨，王震与邓力群携带着胡乔木的检讨书，抵达了邓小平的寓所。
邓小平笑着说：
“此事不足挂齿，我对这并无介怀。请乔木同志卸下心头的重担，切勿因此增添不必要的负担。”
我浏览了他撰写的资料，内容平淡无奇。然而，关于对我的批评，不提出批评似乎也不妥。记得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讲话，四号文件也正式发布，众人都纷纷进行批评，若我独树一帜，岂不是与主席意见相左？
至于揭露我曾言及之语，那自是无须多言。我昔日所言，今亦如此，请转告乔木同志，无需再写信或撰写自我批评。”
杨尚昆、胡乔木、郭沫若、邓小平以及毛泽东。
针对胡乔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表现出的政治动摇，邓小平却这样表示：
“乔木并非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实则显得软弱。他被誉为我党内的首席笔杆子。在过往岁月里，党中央的众多文件均由他亲自起草。”
尽管毛主席曾对他的行为提出过批评，但他始终给予高度重视。然而，有几人联合起来对他进行反对……最终，主席也无可奈何，只得选择放弃使用他。
邓小平擅长用人，是其高明所在。
在谈到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邓小平再次专门赞扬胡乔木，说：
《论十大关系》一文系由乔木同志负责整理，经过多次修订，最终成稿。对此，我有确凿的证据。之前试了几次都不行。
文字下了不少功夫。经过精心整理的文字，其理论框架与逻辑链条严谨无懈，已然蜕变为一篇颇具学术性的理论文章，乃至哲学篇章。《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新发表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文章。
乔木宜留用。至于具体的应用方式以及适宜从事何种职业，需与同志们商讨并相互交流意见。
他也有缺点。略显柔弱，又带着几分执拗，这恰是书卷气过浓的瑕疵，与那些随波逐流的性格迥异。”
在本次对话落幕之际，邓小平郑重地对邓力群叮嘱道：
“请转告乔木同志，需放下心中的重担，此事不宜再挂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