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被“限高”，为何这次不同以往？
9月28日据企查查APP信息，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健林因未履行1.86亿元执行案，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9月29日取消“限高”措施）。与此前个案不同，此次“限高”直指集团实际控制人，叠加万达近期多项资产冻结与巨额执行——仅2025年8月以来，集团已被强制执行28亿元（24亿元+4亿元），总被执行金额已突破52亿元。股权冻结规模亦持续扩大，包括万达商管19.79亿元股权及万达金融板块94亿元股权，均被法院冻结三年。
王思聪会被牵连吗？法律如何界定“父债子偿”？
从“首富”到“限高”，王健林只用了一笔1.86亿元的执行款；而网友更关心的是：老爹坐不了高铁，儿子还能继续坐私人飞机、带网红、逛Du场吗？
此时需要从法律层面厘清三点：
1. 有限责任原则：王健林与王思聪分属独立民事主体。万达债务属于公司行为，除非王思聪个人为债务提供担保，否则无需承担连带责任。
2. 资产隔离可行性：若王思聪名下资产（如普思资本、电竞业务等）与万达无股权、资金混同，且无证据证明其通过非法转移财产规避债务，则其个人财富不受直接影响。
3. “限高”的波及范围：限制高消费仅针对债务人本人（王健林）及关联义务人，不自然延伸至子女。但若王思聪以家庭共同消费名义变相为父提供“高消费”，可能触碰法律红线。
简单说就是：除非存在担保或财产混同，否则王思聪无需直接承担父债。
一句话：法律不株连，但“父子钱包”未必完全绝缘。
“财产隔离”是技术活，不是玄学
万达集团是王健林的主战场，52亿元执行标的、6000亿元总负债都挂在公司名下。理论上公司债≠个人债，只要王健林当年做过“资产信托+股权多层架构”，即便万达炸雷，家族信托里给王思聪留的伦敦公寓、新加坡REITs、母亲林宁的建材公司现金流，仍可安然无恙。
像这种大企业往往会通过离岸架构、股权代持等常见手段布局资产隔离，我们对“父债子偿”的担忧，其实是有点低估了资本家族的法律风险防控能力。
王健林的“限高令”是万达债务危机的冰山一角，但将其简单等同于“王家没落”也过于片面。在法律框架下，王思聪的财富安全取决于资产隔离的严谨性，而非血缘关系。当商业帝国遭遇凛冬，真正的考验在于：资本规则面前，豪门“防火墙”能否经得起司法审视？
